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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敢接“养父性侵案”、免费帮女人打25年官司

  这两天,关于“鲍某明被指性侵”的案件,引爆了不少人关于未成年人性侵的愤怒。

  她叫郭建梅,来自北京千千律师事务所,从业多年来,多次为妇女及提供法律援助。

  她知道这些年李彦遭受的苦痛,常年被家暴,身上留着烟头烫伤的疤痕,手指也被剁掉了一根。

  26岁的小夏,原本有一双美丽动人的大眼睛,2004年与本市农民牟某结婚,同年11月生下一子。

  谁知就在产后的第十七天,丈夫牟某提出要与她同房。她以身体未康复为由拒绝,牟某一气之下,竟顺手抄起一把螺丝刀,将还在月子期间的小夏右眼挖出。

  得知真相后的郭建梅,迅速和团队组织各种捐款活动,为小夏换上了最好的冰晶石义眼。

  那是一群走投无路的女工,她们被困在工厂里,没有工资,只扔给她们过期的方便面。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这场案子获胜了,郭建梅为25名女工争取到了工资和赔偿金。

  他们的救助对象,往往是社会的,没有经济来源,没有社会背景,有的人连证据都没能保存下来。

  很多案件往往也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暗中势力盘根错节,一个不小心就有可能掉进对方挖好的陷阱。

  这份差事有多苦,郭建梅心里也知道,可自从踏上这一行到现在,她已经坚持了整整25年了。

  那里有早早辍学的女孩,有因家暴致死的女性。还有她的祖母,因为担心祖父的殴打不敢多吃一口粮食,饿死在了卖馍的路上。

  这些事带给幼小的她极大的冲击,在那里,她第一次强烈感受到了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如此之低。

  大学填报志愿时,她一股脑的都填报了北京的学校,并被北京大学法律系录取,从此远离故乡。

  毕业后,她在司法部研究室待过,还去全国妇联担任过法律顾问,参与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也当过《中国律师》杂志社的编辑记者。

  可虽然一直从事相关工作,也频繁接触不少弱势的、被欺凌的女性群体,但她始终没有找到机会近距离接触这个群体,为她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一入场她就震惊了,原来自己心中幻想过无数次的事情,已经有这么多人身体力行的走在了前列。

  大会结束后,郭建梅和会上的好友们合作建立了一个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他们打算帮助打官司。

  直到半年后,靠着发传单,贴小广告,有了更多人了解他们后,才慢慢有人找上门来,请求他们帮助自己。

  她的儿子是被打死的,为了给儿子鸣不平,母亲跑遍了当地所有能找的地方,都没有结果。

  同情她的遭遇,也想尽快帮她伸张冤屈,郭建梅跑了不知道多少地方取证,还写下了8000多字的代理词,准备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在《南风窗》的采访中,早在14岁第一次遭受性暴力时,李星星曾经在网上查过自己为什么会痛。

  在一位“医生奶奶”的指引下,她选择了报警,叙述了被强暴的经过,还提供了“未成年人性题材影片”等很多线索。

  我们不知道这样的背后是怎样一股势力让李星星一次又一次陷入绝望,三年来报案未果。

  有她在,那些走投无路,只能用沉默,甚至以自杀来摆脱掌控的女性,心中就能燃起一盏明灯。

  从事法律援助这些年,郭建梅和团队累计为12万人提供无偿法律帮助,其中有关妇女权益的案件,高达5000多起。

  这不是一个干巴巴的数字,它的背后关系着5000多个家庭能否和睦,关系着更多的女性能否被真正看见。

  因为需要帮助的人实在太多了,仅靠几名公益援助律师,完全弥补不了这个缺口。

  他们也转变过思路,出版过书籍、举办过公益活动,不断推动公益律师群体和女性维权运动的发展。

  因为在公益事业上的突出贡献,2019年,她被评为“诺贝尔替代奖”(又称正确生活方式奖)得主。

  现在,在律师事务所相对稳定后,她还将法律援助的范围由女性扩展到了残疾人、老年人、农民工等,还开设了女工普法工作坊。

  在他们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女性意识开始觉醒,她们对“性侵”、“歧视”、“暴力”等不公对待不再容忍,她们愿意靠打官司为自己赢得尊严与权利。

  就像这次的李星星一样,哪怕报警三年未果,她依然选择说出真相,直到真正的被人看见。

  我们希望,这次李星星的案件,能在舆论的监督下,在公益援助律师的介入下以及在最高法的督导下真相大白。

  正义虽然迟到了,但迟到的正义,也能照亮未来很多女孩的路,让她们不再畏惧,不再被侵犯。

  而为这件事不断奔波的郭建梅,今年已经60岁了,为公益事业埋头苦干25年,她还依然坚守在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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